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徐寿松7月28日报道：“赤脚医生”卞雪明依旧坐在村卫生室里给乡亲们看病抓药，但他的办公室不再阴暗潮湿，他身后上架的药品也不再是没有产地、不标效期、胡乱堆放的“糊涂药”，而是在合适温度下井然摆放知根知底的“明白药”。　　

卞雪明所在的卫生 室位于上海市崇明县港西镇协北村。崇明是上海最贫困的县，协北村又是崇明岛上的贫困村。此地农民用药安全的解决，标志着为时一年的“清沙风暴”行动刮去了上海农村的假劣药品，药品监管的最薄弱环节——农村地区用药安全问题在上海率先得以解决。　　

上海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但其辖区内的宝山、南汇、奉贤、崇明等区县基本仍是农村，目前全上海仍有３６０万农民。由于经济条件和用药安全意识诸原因，上海农民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小病不愿看，大病看不起”；实在扛不住了，也是在一不知药性、二不知药价、三不知药期的情况下盲目用药，他们成了药品消费的弱势群体。在２００２年的检查中，药监人员发现一些乡村卫生室竟还在使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生产的药品，至于胡乱堆放药品、药贩子兜售无证药品、一次性医疗器械重复使用，更是屡见不鲜。在药监人员检查的４４个村卫生室中，使用失效、过期药品的就有３３家。　　

上海市药监局局长王龙兴说，从去年以来，上海药监部门联合相关机构，多管齐下，投资改善农村卫生机构的硬件建设，开展“清沙风暴”等联合执法行动，取缔无证行医、销售药品的窝点。在进药渠道上，村卫生室用药统一由镇卫生院代购或由区县医药公司药品配送中心统一配送，医生不得从药贩子处进货。为保护“赤脚医生”的积极性，药厂的返利一律返还给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不得截留。目前，上海农村的所有乡镇卫生院的进药渠道均是符合规定的药品生产、批发企业，９４％以上的村卫生室的药品也是从符合规定的药品批发和生产企业购进的。所有村卫生室实行药品效期临界申报制度，卫生室内的某些药品一旦效期将近，“赤脚医生”就向乡镇卫生院报告，由乡镇卫生院在全乡（镇）范围内调剂使用，避免了药品在静态中的失效浪费。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农村用药的安全。　　

此外，在投资农村卫生机构的硬件建设上，上海的郊县农村更是“动了真格”，通过加强村卫生室“示范药房”、“合格药房”的创建来推进农村用药管理。乡（镇）财政贴一点，农村合作医疗站补一点，村里拿一点，正是这“三个一点”，解决了村卫生室设施的改造资金来源。目前，上海９成以上的村卫生室达到甲级卫生室标准，不仅配有近１０平方米的独立药房，对温、湿度有特别要求的药品也都能在空调房或冷库中存放。　　　　

“赤脚医生”卞雪明说：“我干了３４年的医生，知道药品管理法还是近来的事。懂法了，各种培训后也比以前更清楚药理了，监管也更严格了，阿拉（我们）也就不会乱来，让乡亲们吃过期药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加强农村用药安全工作交流会上说，把解决农民的用药安全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是实践“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一个有力举措。他说，全国农村人口占整个用药人口的７２．９％，随着基层药品监督机构的建立和药品监管队伍的到位，药监部门要把加强农村用药的监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