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季明 罗新宇2月17日报道:水灾、旱灾、虫害、瘟疫、台风……上述每一个词语都足以让9亿中国农民心惊胆战,因为任何灾害都可能使他们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从今年起,中国政府启动新一轮农业保险改革试点,决心以市场化的保障手段,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大农民阶层延续千年“看天吃饭”的命运。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探索运用商业保险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指导思想是以商业经营为主、政策支持为辅,在全国两三个省市进行农业保险试点。
在上海筹建中国首家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就是这次试点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这一计划已经上报国务院待批,预计注册资本金设计达2亿元的上海农业保险公司将于年内正式成立。
作为农业大国,目前中国却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这两家公司农业险的总体简单赔付率分别高达87%和73%。由于长年亏损、业务萎缩,农业险险种已从60多个降到30个以下。
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农业保险总收入为4.8亿元,占保险业总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自1982年启动农业险以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2.3亿农户,户均保费不足2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周伟国说,现在农业险处于尴尬境地——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订保险费率,农民根本保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订保险费率,保险公司则赔不起。
由于市场化的农业保险体系长期裹足不前,而作为独立生产单位的农户自身抗灾能力又非常有限,一遇重大灾情,中国农民只能指望政府的财政救助。日前出现的禽流感疫情使大批养殖户受到重创,仅上海一地就已扑杀家禽30万只,而目前上海1.5亿只家禽投保比例还不到1%,养殖户大多只能坐等政府财政补偿。
因为地处发生禽流感疑似地点的三公里半径之内,上海市金山区徐姓养殖户5.3万只肉鸡在一夜之间被扑杀完毕,他所得到的是每公斤6元的补偿,仅够勉强保本。徐家刚在去年造起一幢三层的新楼,外面的墙壁还没来得及粉刷,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击碎了他的致富梦想。
“这场灾难让我过去二十年的努力成为白费。”徐说。这位有着20多年养殖经验的农户一直注重自己所养肉鸡的防疫工作,却不曾想到会因为邻近农户的疏忽而受到殃及。徐也听说过农业保险,但因为保险的费率太高,又不知具体到哪家公司投保,最终放弃了这个经济保障。
“农民因为保险意识淡薄以及费率过高而不愿投保,保险公司因为成本高、亏损严重而不愿经营,这是阻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两大根本原因。”复旦大学保险系系主任徐文虎教授说,“中国的农业保险应该以商业保险为主体,辅以政策支持和政策监管。”
与传统上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不同,筹建中的上海农业保险公司走的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新模式。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综合发展处莫云华副处长介绍,从1992年开始,上海采取“以险养险”的方法,将农村建房险列入农业险范围,授权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农险部负责独立经营,不仅弥补了原先农业险的连年亏损,还积累起1.94亿元风险基金。
而在2003年,上海还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约占上海农业险、农村建房险总保费的25%。这样在全国农业保险普遍萎缩的情况下,上海的农业保险却经历了较快的发展。
周伟国总经理说,上海农业保险公司今后将继续把农村建房险纳入经营范围,并继续从政府得到财政补贴。同时保监会等部门还计划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比例管理,确保农业保险公司主要向农民提供经济保障。
徐文虎教授评论认为,在中国保监会提出的发展农业保险五种模式中,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应当是最终的方向。在国家财政尚不宽裕的情况下,采取商业运作加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建立农业保险公司,降低农户保险门槛,减轻政府财政赈灾负担,“这是应对突发性重大灾情的农业保障长效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1月8日颁布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对农业保险发展出台了具体意见。文件认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对此,徐文虎教授认为,政府和保险界应该抓住《意见》出台和禽流感发生后农户投保积极性高涨的机遇,加快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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