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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岂容“戏说”

(04-27 1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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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是与几代人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战斗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原创人员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分不开的。当戏说者在戏说或者乱说红色经典时,实际上是把几代人的理想和内心中最值得宝贵的东西践踏在地了

●把人性等同为欲望主体、把人的追求等同于性的满足,这样的观念,既抽干了文学作品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因素,也使题材变得狭之又狭

●现在有些编导常常是低估了观众的鉴赏力,简化了观众的欣赏趣味。靠戏说红色经典来奢望获得一种意义上的张力,其结果,不但是激怒了相当一部分观众,也把他们自己原创力的贫乏展露无遗

一段时期来,将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红色经典电影改编成电视剧,成了影视界的一大热点。除了已经播出的《林海雪原》外,尚有《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沙家浜》等数十部作品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摄制中。从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内容或者编导人员描述的作品剧情看,这些改编作品正如国家广电总局近日下发的有关通知所指出的,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经典,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提升,也是文化的传承和积淀。而红色经典,是与几代人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战斗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原创人员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分不开的。所以近年来,每当红色经典被这样那样地“戏说”而排成铅字或者搬上荧屏时,总会激起许多人的愤怒。尽管改编者会颇为雄辩地为自己开脱,说他们的改编是艺术作品、是虚构,与现实生活无关,也没有必要列举社会中的某些革命英雄来与作品中的人对号入座。他们认为,如果有人因这样的戏说而愤怒,甚至认为是凌辱了英雄,那是愤怒者自身文学修养欠缺的表现。

但是,戏说者却不明白,当他们在戏说或者乱说红色经典时,实际上是把几代人的理想和内心中最值得宝贵的东西践踏在地了。所以当把阿庆嫂写成风流女子的小说《沙家浜》发表在《江南》杂志时,一向以抗日英雄的故乡而骄傲的沙家浜镇的老百姓怎能不起而抗议呢?当电视连续剧把杨子荣塑造得那么流里流气时,生活中,一直崇敬他的养子又怎能不感到是一种伤害呢?也许,从文学角度看,将一个虚构的艺术空间与现实生活分离开来似乎并没有错,如果由此而产生官司的纠纷,大概改编者也能因此而扩大作品的知名度,并为自己带来一定的收视率。但是,因戏说而给许多人带来的感情伤害与对他们的信仰的恣意嘲弄,却并没有引起戏说者的重视。

不错,相比过去,我们生活的世界确实要宽容得多了,我们的创作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们中不少人也已经能够习惯所谓的“戏说”,但我们却无法容忍他们用改编红色经典的名义拿几代人的信仰和操守当把戏耍。这跟文学常识无关,却与一个人的起码的良知有关。

当然,红色经典作品不是不能被改编,现在的戏说者也纷纷强调了他们戏说的理由:《林海雪原》的戏说者说是把电视剧的改编力图定位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所以不免要添加一些成分,而《红色娘子军》的编导者也说他们的改编是突出其中的“人性化、人情化”因素。但他们所谓的“复杂化”,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某种程度上仅仅把所谓情感纠葛甚至性的东西加到剧情中去,如此而已。如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中的人性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人性不但没有丰富起来,反而是更加单一化、平面化,因为它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的追求的价值参照系是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把人性等同为欲望主体、把人的追求等同于性的满足的一种思潮,这样的观念,既抽干了文学作品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因素,也使文学作品的题材变得狭之又狭。

也有的编导,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为戏说红色经典辩护的。他们认为,戏说是市场的需要,是观众的需要。从历史题材的戏说,如《戏说乾隆》,到现实题材的戏说,如《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不是都创下了较高的收视率吗?他们认为,添加一些情感纠葛的因素来戏说红色经典,甚至可以有把男女老少的趣味一网打尽的可能;如果市场经济是讲究品牌效应的话,红色经典不正是一种品牌吗?而且,因为红色经典往往涉及的是战争题材,暴力的展现理所当然,在添加进去的情感因素外,再附带渲染一下血腥的效果,同样可以强化品牌的原有魅力。这样,用人情的名义来张扬性,用革命的名义渲染暴力,被认为是出于市场品牌形象的考虑,是在新时代重新“提升”了红色经典。殊不知,品牌效应恰恰是以品牌的相对稳定为基础的,当革命的理想和豪迈的激情成为红色经典的主旋律并获得观众认同时,特别是,当娱乐性的作品在当前文化市场泛滥时,红色经典的主旋律在观众的心目中就变得弥足珍贵。电视连续剧《长征》风靡全国就是一个例证,《激情燃烧的岁月》走红市场又是一个例证。相比之下,《林海雪原》在电视台开播时,却并没有吸引太多观众的注意,一家媒体正是以《老少都不讨好》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种收视低迷状况的。

不幸的是,现在有些编导常常是低估了观众的鉴赏力,简化了观众的欣赏趣味:一想到影视作品,就想到娱乐性,一想到娱乐性,就想到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暴力的渲染,想到用情感玩笑来对崇高、庄严进行颠覆与瓦解,想到用血腥、残忍来图解革命,而且特别喜欢拿性来绘声绘色、大做文章,还以为自己是俯就了大众的趣味,并把它作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内容来精心打造。可惜的是,他们走错了方向。靠戏说红色经典来奢望获得一种意义上的张力,其结果,不但是激怒了相当一部分观众,也把他们自己原创力的贫乏展露无遗。而有些编导还异想天开地认为他们此举是在拯救红色经典,却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拯救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这样的无能且无自知之明,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的。

(作者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詹丹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