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文化的建设完全受控于市场规律，使追求商业利润成为文化建设的主导目标，让经济因素支配了文化从创造到传播、从政策的制定到生态和区域的规划全过程，就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

●现在的文化市场现状是，大众文化过度膨胀，“戏说”现象愈演愈烈，而高雅文化、民间文化日趋萎缩，文化的多样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公益文化无法繁荣

●上海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广泛的文化自觉，它是决定上海城市文化走向、品质高低的根本性因素。就当前而言，文化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敢于打破商品经济中的唯一价值模式，也表现在全球化大潮中，能够确立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独特标准，真正发展别具特色的先进文化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化的产业化是文化建设部门获得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电视频道的改制尝试，上影集团与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的合作，出版界的企业化，等等，都是文化产业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

随着改革深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也帮助人们更新了计划经济下一套不相适应的观念。但很多人也由此忽视了文化的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着自身的延续性和自我的完善性。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不平衡曾得到明确的阐述。高增长的经济速度未必能促进文化建设的必然腾飞。如果让文化的建设完全受控于市场规律，使追求商业利润成为文化建设的主导目标，让经济因素支配了文化从创造到传播、从政策的制定到生态和区域的规划全过程，就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目前已初露端倪，主要表现为：

——把实利作为文化生产的唯一追求。现在的文化市场现状是，大众文化过度膨胀，例如影视界暴力片和艳情片占去了大部分的演播时段，“戏说”现象愈演愈烈，而高雅文化、民间文化日趋萎缩，文化的多样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公益文化无法繁荣。消遣娱乐性文化活动压倒、代替了修养提高性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把文化的兴趣活动都以投资行为来认同，文化教育仅仅以有用的为依据，这样，对实用性的、工具性的如计算机等级考、外语等级考相当重视，而对文化积累性的修养、知识缺乏兴趣，成为爱好文化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

——把速度作为唯一的价值观认同。最大限度地追求功利必然要挤缩时间成本，“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一变而为“时间就是金钱”。高速度直接导致都市人心态的普遍浮躁，精神过于紧张，文化生活都变得表面化，文化建设变得肤浅化，失去了文化发展的持续后进和深度挖掘的可能，也失去了文化享受的闲暇情趣。立竿见影式的目标追求，把文化的熏染陶冶过程中的种种乐趣一概摒弃了。甚至在新闻报道中，街头行人的匆匆步履，也被拿来与香港作比照，并以近年来因上海行人步履之快节奏相似于香港，而得到了报道者的赞赏。恰如王安忆在《忙碌的休闲》一文里说的，现在连休闲的日子也变得很忙碌、很繁重，失去了生活本该有的那一份安宁与愉悦。在所有的文化生活方式都在市场经济中一起躁动时，东方式的安宁与静穆的生活大概已经很难寻觅，而上海人的文化生活个性，也在对港台节奏的模仿中，变得难以自我成形，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安忆《寻找上海》一书的出版，对于上海自身价值观的重新确立，有其特殊的警示意义。

——把数字作为唯一的评价体系。数字使管理部门从制定政策到原创人员进行创作都变得机器化了，长此以往，文化创作成了机械的复制，学术探究成了资料的拼凑乃至他人成果的转述，整个文化界的创作劳动有量的丰收但缺少质的保证。此外，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上海的博物馆建设正以每年10座的速度递增至“十五”期末的100座，并且在布局上，以都市圈和乡村圈来构架起整体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建设所追求的速度效应，使展品的收集无法跟上，市级博物馆与区级以下博物馆藏品完全失衡，各美术馆的藏品同样无法吸引观众前往，除少数场馆如上海市博物馆、城市规划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尚能吸引观众外，上海展馆似乎难以形成全面开花的格局。而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例如黄金周长假、休闲旅游也被一连串“数字”所笼罩，市民选择旅游地是以景点的多寡为标准，所以才有“两周欧洲十国游”这样的如同充军发配一路狂奔式的旅游线路之风靡一时。我担心，不久的将来，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1854年创作的《艰难时世》中讽刺的那个口袋里装着计量工具，随时准备对任何事物都量一量、称一称的商人葛雷硬，认为除开数字无一物的极端功利主义者，也会出现在我们城市的街头。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一概反对功利性追求，反对速度中体现出的效率，反对量化管理，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到除开功利、速度和数字以外的其他标准，这些其他标准对文化建设来说，也许更为重要。日前，在龙应台的一篇题为《百年大计，请从文化始》中，也提到了衡量文化的另一套标准，以为“文化和这些工程逻辑正好是相反的：它不比速度；它比安静，比深沉，比细致，比温柔绵密，比——慢。也许五十年是一个测量标准。”此种说法恰当与否且不去评说，却至少给人一点启发。

总之，上述的问题，既有待体制上的进一步改革，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关部门主管以及文化建设者的观念，不能在这方面“错位”，而应当进一步达成共识。

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建设并不等同于放任自流。上海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广泛的文化自觉，它是决定上海城市文化走向、品质高低的根本性因素。所谓文化的自觉，是指深刻认识文化建设在城市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尊重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特殊规律，主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制定和实施未来文化发展规划。就当前而言，我认为，文化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敢于打破商品经济中的唯一价值模式，也表现在全球化大潮中，能够确立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独特标准，真正发展别具特色的先进文化。唯其如此，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才能不断获得内在的动力，广大市民也能够从文化生活中获得一种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支撑，以一个大写的上海人的特有姿态屹立于国际的舞台。

（作者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