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中有时也出新闻。读史俊盛兄赠阅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的《我们的脚印》（第五辑）一书，收获良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汇报名记者姚芳藻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一场不寻常的论争》。此文提及1957年5月10日晚6时，在海格大楼举行文汇报党组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徐铸成“划右”事宜。当时，徐铸成先生已被内定右派，党组开会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但是，会上有一个人却提出反对意见：“徐铸成不是右派。”他就是报社党组成员、编委会秘书温崇实。
　
　温崇实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文汇报两个党员的调离，是党组织的决定，徐铸成没有这个权力。徐铸成把这个作为他的拆墙经验，显然是认识上的错误，不能拔高到政治问题上来；第二，文汇报这段时期的确发了很多鸣放文章，但我作为编委会秘书，知道这些文章都曾送给你们（指市委领导）审查过的，你们批下来''可发''，我才交给编辑去发，你们批下''不发''，我们不会发。文汇报发了那么多反党文章，难道仅是徐铸成的责任，你们没有责任？徐铸成那段时间不在上海，他根本不知道这些稿件，怎么由他负责呢？第三，至于徐铸成历史上的问题，他是有错，但怎么能说当时就是右派呢？”
　
　在会上，温崇实的这番崇实之论，受到了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但他始终坚持己见，据理力争，因温崇实一个人的反对，徐铸成“划右”问题在会上得不到一致通过。此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走了进来，他听说了争论经过后，站起来说了一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开会！散会吧！”
    
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铸成自然是在劫难逃。温崇实虽有石西民同志的保护，幸免戴帽，但“包庇右派”的罪名却是跑不了的。他为自己的这番崇实之论付出了代价——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被撵进资料室，当了一名资料员。在“文革”中，他也为此经受了多次批斗，受到了迫害。
    
今天读这段史料，仍令人心跳不止。中国1957年这场“大风大浪”，虽然已过去了47年，但对经历过这场“大风大浪”和许多知道反右斗争残酷的人来说，依然触目惊心。在当时，温崇实敢于发表上述不同意见，将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他和徐铸成并无很深的私谊（有很深私谊的人多数不开口了），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大声说出“徐铸成不是右派”的意见，真是大不容易。但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徐铸成究竟是不是右派？实践证明真理在温崇实手里。历史证明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能说几句这样几句响当当的真话，真是无愧于此生了。
    
我读了此文，感慨很多，赶紧访问了年已80的温崇实同志。他谈起往事，仍记忆犹新。我问他：“你哪里来这样大的胆量？” 温崇实说：“勇气来自自己的经历。”他又告诉我了我一件往事：1951年，他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团，被分配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到重庆时，曾受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后又被分配到川北工作，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对温崇实说：“县里土改工作队成员大都是青年人，民主人士也多，''敲砂罐''（抢毙）太多，你是党员，下去后，凡要''敲砂罐''，你代我签字。”他深感自己手里这枝笔的分量之重，遇到要杀的对象，都严格把关，不敢马虎从事。凡可杀不可杀的，他不签字，一概不杀。这样，在他笔下死里逃生的，至少有三、四人。温崇实还告诉我，在1955年，郭沫若曾书赠一条幅给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话，一直成为他立身行事的依据。
    
我非常敬佩温崇实的胆识与勇气。这种胆识与勇气，实在太难能可贵了。此事虽已时隔47年，但其中透出的敢讲真话的精神，仍值得大大提倡。今天的政治氛围是大大地宽松了，民众空气的浓厚也为建国以来所未见，很少听说有人因言获罪。但是，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不同意见还是有的。我们同样需要提倡敢坦陈不同意见，同样需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样需要发扬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温崇实同志在反右这场风暴中写下这一笔，是他的生命史上大放异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