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旅美生涯中, 大小搬家有七八次, 从国内带来的物品, 总是能简则简, 能舍就舍,十八年前的东西已所留无几。其中, 有两支上海杨振华制的: “问遂选颖”毛笔, 一直跟随着我的跨越大洋的人生。这两支笔, 笔杆发黄了, 笔毛稀疏了, 随着三十年岁月的流逝, 能用它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然而, 正是这两支笔, 成为我的书法恩师胡问遂伯伯留给我的永久的纪念。

在纪念胡伯伯辞世五周年的日子里, 万里之外, 我给胡伯母打电话问安, 并告知我在美国特为纪念老师的师生书法展准备了作品, 伯母嘱我写一篇纪念老师的文字, 这真也是我的一份宿愿。 越洋电话中传来胡伯母的绍兴乡音, 在那瞬间, 我和胡伯伯学书, 谈心, 请教的往事, 一幕一幕地闪现在眼前；胡伯伯的音容笑貌, 依然亲切, 恍如告别就在昨天…….

岁月匆匆，世纪更新。拜老师学书法的最初日子, 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也是 “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 我的父亲屠基远、母亲朱介瑾，都因当年上海地下党的 “历史问题”, 被隔离审查。姐弟们都远去他乡,家境苦寒。 胡伯伯当年被上海画院批判审查, 日子也不好过, 我的祖母见我从小爱写字，一天, 她对我说, 上海画院的书法家胡问遂是我们绍兴同乡, 辈份上还有亲戚关系(具体辈份已记不清了), 我让你舅公带你去见他求教。

第一次去胡伯伯的家,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这是南京东路上一弄内的老式石库门房子, 通过暗暗的楼梯，二楼是胡伯伯的家。虽然房子窄小，墙上的几幅书法与摆设，依然展示了书香门户。胡伯伯高高的身材，清瘦的脸却带着亲切的微笑。我怯生生地表达了想学书法的意愿，并坦白地说，从小喜欢，但没有真正拜老师练过字。胡伯伯话语不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句： “现在你能来，想学书法，就很难得。只要坚持，一定能学好。” 他的真诚和亲切，在我当时年轻受伤的心灵中带来一份难忘的温暖；从此，也给了我追求艺术的信心和勇气。

在日后的学书路上，我先后几十次登门拜访求教，聆听老师教诲； 回到家中, 除了练字, 还将老师的指点整理成笔记, 以备思考复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伯伯的坚忍、刻苦与勤奋。 每一次登门，几乎他都在读书写字，桌子旁总是堆着厚厚的一迭写过字的毛边纸。他见我的练习临帖的数量和时间不够，总是严格地指出: “没有足够的训练是写不好毛笔字的，艺术是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在老师面前, 我一次次体味欧阳修的那句“师严然后道尊”。最让我感动的故事, 是他当年拜沈尹默为师，淡漠钱财,搁置余好,潜心读书修学, 每天练字的时间八至十个小时，颜真卿的一本《自书告身帖》，他整整写了四年，临了上千通; 他勤于耕耘, 永不言止。多少年后, 我才真正明白: 正是这种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千锤百炼的基本功，才造就了老师在书法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厚重、丰富、饱满的线条，属于他的神完气足、风采焕然、韵格华贵、宽博大气的艺术风范。

正是这种严谨的书风人品，感染和教育着他的学生，给我心灵深处很多震撼。老师对学生是既亲切又严格，他很少对学生说表扬的话，每一次我交的习字作业，他都会认真地批改出许多问题。还亲自临帖临碑给我示范，他临的郑文公碑、张黑女碑, 黄山谷行书、唐圣教序帖等，无不几可乱真。好几次让我在他的手腕上触摸他运笔时的提按动作。老师常运用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启发学生对用笔、间架、浓淡、枯湿、快慢、黑白、整体与局部的深入理解。老师曾用双脚走楼梯的比喻，来说明用笔的节奏与提按: “抬起踩下,此起彼伏；提要敏捷, 踩下要有力; 如若踩空了步,人就会失去平衡，要跌交”； “很多平时习以为常的事, 仔细思考,与书理相通; 学书在于多思 ”。从1982年由老师介绍我加入上海市书协, 到今后历次参加书法展的我的作品创作,都渗透着恩师的心血和期望, 点点滴滴, 却沁入心骨。 回想起来，胡老师能够在艺术上成为一代大家，是和他那种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学而不倦，悔人不厌，熟读精思，由书达道, 身体力行的精神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胡伯伯的客堂中，挂着一幅对联： “诚以待人, 严以律己。”正是他所要求自己的那种真，那种诚，既成为他书法艺术美的最本质最厚重的基石，也是他宽厚人格精神的突出表现。

七十年代中，上海杨振华笔庄为胡伯伯特制了一批毛笔，当时，数量并不多，选颖精良,老师化了不少钱。他看我的毛笔质量太差，当即就拿了两支出来，送给我作为学书的工具。 “问遂选颖”，也成了我当时最好的两支毛笔, 我只在书法创作时才舍得用它。十多年跟随老师学书中，当时老师是分文未收的。我当时也是从学徒工开始，每月收入从十几元人民币到三十六元人民币，这点钱要打理生活的全部。十多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在经济和物质的匮乏中度过的。作为学生，心中一直希望向老师表达一些谢意，当时也成了我内心挣扎的一份心思： 想买一些大的礼品又没有经济能力；要带一点小礼品又觉得心里过不去。有一次，我带了一份滋补营养品给老师，临走的时候，胡老师轻轻地说了一句： “以后礼品就不要带了。我知道你们也都很不容易，只要认真学就好。你们有成绩，我心里就高兴。” 短短的几句话，让我一直铭记肺腑。我心中在说, 老师: 我感激您!

胡问遂老师作为沈尹默先生的唯一入室弟子，上海画院的专业书法家, 也是一代名书法家和书学家。他质朴和正直，对艺术虔诚而执着；他论事评人, 从不哗众取宠, 从不言过其实。对官场里的勾心斗角都斥之以鼻，不屑一顾, 这是我对伯伯的观察。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十多年中，我到老师家中除了求教书法外，也经常谈论时事政治，共同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而欢欣鼓舞。在文化艺术界中，一直存在着左的思潮和追名逐利的恶俗作风。胡老师是一个老实人、正派人，他对勾心斗角、说假话、拉关系那一套从不参与, 但时常会受到不正当的排挤, 作为学生, 心有不平。按照他的资历和艺术水平，他应当在上海乃至全国书法界有更高的身份和地位，也更有利于著名艺术家在艺术上发挥作用和影响力。为此，我曾经向老邻居——时任上海文联党组书记的锺望阳反映过情况。胡老师对此却看得很平淡，他坦然地说: “艺术靠作品说话。成百上千的书法碑帖, 就是一个艺术的无涯海洋。 我的学生几十上百，他们有成就，也是就是我的成功。”听着他的这些话, 我觉得我们师生之间的心靠得更近了。

“立脚莫从流俗出,置身宜与古人争”。这正是老师的写照，是一个艺术家的明彻心境，坦荡胸怀；这也正是当今有些长袖善舞自称“著名艺术家”身上所缺少的东西。当我们纪念胡问遂老师的时候，也在印证这样一个真理: 书为心画。 “书, 如也, 如其志, 如其人”。只有正直、老实、真诚，对艺术的终身的追求，涤古来新， 才能创作出真正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考验，为后人留下文化艺术的精品。

1987年秋，我告别了上海，抱着 “走向大世界、创立新人生”的决心赴美留学。胡伯伯馈赠的两支 “问遂选颖”，是我行囊中的宝贝。然而，我在中国却未曾想到，正是老师指引的那条中国书法之路，在我的旅美人生中，成了我事业的一部分, 中国笔墨在大洋彼岸搭起了文化艺术的舞台，为中西文化交流写下了有我参与的新的一页。1998年夏, 当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了 “旅美十年书法展”回到上海, 我第一件想做的事, 就是把我在北京展出的所有作品的照片, 让我的老师审视评定一下。

我走进老师江宁路六楼的新居, 胡伯伯那年身体已远不如前了,说话音量很弱。 他依然兴奋地一页一页观览, 看到他满意的作品, 他用手指着,点点头。最后, 他轻轻地在我耳旁说: “很好, 十年前你写不出来。”这是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最高评价。 我内心涌动，百感交集, 对着老师的右耳大声说: “我是你的学生, 所有成绩都是您的指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那天,胡伯伯一定要留我和他与伯母一起吃午餐，我怕打扰,执意要走，胡伯伯却很坚持。坐在餐桌前,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老师年高体弱,言行不便, 这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份嘉许,一份长者的厚爱,一份真率挚情的流露。我没有想到, 这竟然成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无法淡忘的永诀！

这些年来，我用中国书法打开美国大学的殿堂，中国书法堂堂正正地和西方艺术和美学对话，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两所大学里，我开创了《中国书法与文化》课程, 成为一门用15周、有3个学分的正式选修课。七年多来，美国大学生修过我的中国书法课的超过了三百人，成为西方学子喜爱的一门独特的东方艺术课程。书法洋学生期末的书画作品展, 成了大学校园里的一道全新的风景线。 1998年,我用 “问遂选颖”书写的草书作品 《惊涛》, 作为在美华裔艺术家的特别礼物送进了白宫，祝贺克林顿总统年首次访华。我的两幅书法作品，被在美国享有盛誉的丹佛艺术博物馆于1999年底正式收藏，并在该馆五楼中国馆中展览至今。这也是丹佛艺术博物馆中唯一的从当地华人艺术家中收藏展出的作品，成为当地华人的骄傲。我創辦的報紙《中美郵報》十年來，多次開設“炎黃文化藝術”專欄， 介紹當代著名的書法藝術家。中国书法正在走向世界，中国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书法艺术，正在当之无愧地确立属于世界的艺术座标。中国书法的教学也在美国的几十家大学里蓬勃兴起，成为中西艺术交流对话的一支极具潜力的新管道。

每当中国书法为人称道, 每当我的作品受到世界各地朋友的欢迎和赞赏时，我常常会想起我敬爱的书法导师胡问遂伯伯。当得知他去世消息的那一刻, 我难以自禁, 双泪长流。是胡老师将我引领走进书法艺术的殿堂，我认定: 没有老师的启蒙和指教,我无法走进这个足以让炎黄子孙自豪和世代享用的艺术圣地。今天, 胡伯伯若天上有知，他一定会为中国书法在二十一世纪放射出独特光芒而高兴、而自豪的！

“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尊敬的老师，您是我永远的怀念！

（本文作者是美国《中美邮报》社长兼总编辑、落基山中国书法研究会会长, 美国纳罗帕大学, 科罗拉多学院 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