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２月２日消息：春节将近，原本生意就红火的典当行，门槛几乎被踏破。南京一家典当行10天生意做了1000多万元；杭州11家典当行家家喊“缺钱”，生意多得做不过来。    

典当生意忙，一半忙在房产上。记者从苏浙沪三地的典当行业协会了解到，目前，房产典当涉及金额已经超过整个典当市场的一半。    

隆冬季节里，全国典当专业委员会主任吴贤达形容典当行业的话是：已到春天，而且春意很浓。    

生意好得不得了    

“有的是生意，就是手里钱不够用”，江苏钟山典当行的副总陆胜伟为白白放走顾客叹息不已：要不是资金都已放空，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一个月放上几千万都没有问题。    

杭州恒丰典当行的总经理王黎明告诉记者，眼下个体户急需钱多进年货，中小企业老板要现金给工人发年终工资，都跑到典当行典房典车“调头寸”，店里的车库已经不够用。    

事实上，典当行不光年关红火，平常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用吴贤达的话来说，全国1375家典当行，过去一年家家都在“笑眯眯”。2004年，上海35家典当行的营业额达到57亿元，比2003年增长近50％；南京、杭州等地的增长速度则超过了60％。    

典当行生意好，“寄售商店”也跟着红火。顾客拿到典当行的当品，如果逾期不赎回，就是“绝当”。目前国内大部分典当行的“绝当”都在典当行设立专柜直接销售，只有上海是4家单独门面运作的“寄售商店”销售“绝当”。记者从“华联寄售”的河南中路店了解到，因为质量都有保证，“绝当”历来就受市民欢迎，节日将近，典当行总会推一批“绝当”上柜，很多市民瞅准了去“淘宝”，店里明显比往常热闹，销售额翻倍增长。    

房产撑起“半边天”    

2004年是房产典当的“大热年”。南京、杭州各有11家典当行，一年营业额均超过12亿元，其中六成以上是房产典当；上海的房产典当同样过半。房产典当已经撑起典当行业的“半边天”。    

杭州恒丰典当的王黎明告诉记者，房产典当火爆的原因就是两个字———简便。业主带齐“五证”，房产证、土地证、契税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到典当行协商典当金额，3天就能拿到现款。    

“这是银行扔出来的‘芝麻’，我们拣来了”，王黎明说，房产抵押贷款是银行的传统金融业务，利率只有0.5%-0.6%，但进入门槛偏高，不说申请、评估、保险等手续繁杂，单“三个月以内的贷款不做”这一条，已经赶走了好多需要“应急钱”的顾客。    

这些银行的“软档”，典当行正好补上。萧山做水产生意的汤老板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节前要筹钱多进货，就把房子当了。一套价值60万元的住房，当出30多万元现款。拿到钱，人也不用搬出住房，每月付给典当行6000多元月费就行。“就当是交了房租”，汤老板说，典当行2％的月费是贵了点，但相比年终的一票大赚头，不过“毛毛雨”。    

还有人将房产典当用于炒房。杭州一家典当行的老总告诉记者，他在店里经常看到几张“熟面孔”，领着不同的人来当房子。这种“炒房”其实并不复杂———甲将一套自有房当到典当行，拿到一大笔现金进入房市快买快卖，赚取差价。一般说来，典当行只接受没有银行贷款的完全自有房，但银行如能出具《承诺书》，替顾客担保信用，典当行也可以接受正在银行按揭还款的房屋。一些专门为顾客办理这种“承诺书”的中介机构由此应运而生。这样，一些有渠道获得更多房源的人，就运用手中的现金作买房首付，接下来就靠典当行融资炒房。    

在一些城市，不被允许的土地典当也时有发生。无锡一位典当行老总告诉记者，为规避土地典当的风险，典当金额通常只是土地总价的一成或二成，远远低于房产典当的六成。    

2005年则是房产典当的“风险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的司法解释》200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押。“无锡至少有1/3的房产典当因此有了风险”，无锡一家典当行的董事长这样告诉记者，万一房产业主无法及时赎回，到时典当行即便将之告上法庭，也不能把人赶出房子，亏本也就“没商量”。    

近期，各地典当行不约而同收紧房产典当，纷纷出台了一些“小政策”，对什么样的居民住宅进典当，做了严格限制。杭州规定，房屋建筑面积小于80平方米，或者常住人口超过4人，甚至房型结构比较老式的，都不能进典当；无锡卡得更紧，面积小于100平方米、没有第二套住房的，原则上就不再接当；上海虽没有明确给出限制条件，但“没有退路的、居住成员复杂的”房屋不接当、典当金额只能小于房产总价的一半等，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行规”了。    

排队争开“典当行”    

眼下仅上海一地，排队等候审批、欲进入典当行业的申请就有近百家，苏浙地区还有上百家，慈溪一个想要投资典当业的私企业主连连惊呼：没想到这里有钱还投不进，可见开“当铺”的赚头有多大了。    

吴贤达告诉记者，三个因素决定了典当行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一是中国的融资服务还不到位，大量中小企业主、个体户无法从银行快速得到资金，典当行拾遗补缺，有市场是自然的；二是国内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透支观念不普及，人们“调头寸”的首选往往是典当，而非西方国家的银行；三是宏观调控政策使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银根再次紧缩，导致大量中小客户不得不投向典当行的怀抱。    

此外，典当行业的逐步放开，也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解放后，中国第一家典当行于1987年在成都复出，次年温州开出第二家，之后天津、上海等也跟进。此后15年间，典当行业三易其“主”：2000年主管方由中国人民银行转为当时的国家经贸委，2003年又转到国家商务部。《典当行业暂行管理办法》、《典当行业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典当业从受严格约束到逐步放开，房产、股票等经营“禁区”渐次开放。2003年，全国正规注册的典当行已达到1375家。最近，第三部《管理办法》正在修订中，尽管开设典当行要受高额准入资金等条件限制，但一大批资金雄厚的投资者对此十分看好，典当行业走向市场化已是大势。    

吴贤达说，在金融服务业相当发达的美国，典当行尚有一万多家，“中国典当行大约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发展空间大着呢。”

本报记者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