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上海“土著人”。我小的时候住的房子是私房，也就是说，房子所伫立的那块地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

然而我这个上海“土著人”，在新世纪日益发达的上海，有时却会感到一些迷惘和彷徨。当我细细琢磨之后，我发现，问题似乎很大一部分出在“语言”上。

我们这些上海的孩子，自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一种“双语教学”：父母、邻居、同伴之间用上海话沟通，而所有的正式场合则使用普通话，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电视台的播音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普通话的机会越来越多。我清楚地记得，小学时在校和同学交流是用上海话的（但不是在课堂上），到了初中，大家不知不觉中就改用普通话了。以至于每次听到父亲用上海话接电话，“喂，形啥宁（喂，找谁？）”后，再硬生生地用上海腔的普通话说“喔，她在的，等一会儿噢。”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我同学打来，找我的。

这一现象本来已是习以为常了，直到有一天，我不无悲哀地发现：我和同学聊天时，几乎不能在10分钟里不讲一句普通话了。更严重的是，我有时甚至无法和只会说上海话的爷爷奶奶交流。

小的时候，我们都被鼓励学说普通话。学校的墙上有“请讲普通话”的标牌，学校定期举行朗诵比赛，我总是能在比赛中赢得好名次。耳濡目染，我们的普通话水平早已不像父辈那样“搭僵”了。可是渐渐的，我们的上海话语境呢？明显是越来越少了。以前同学间能相互说上海话，到了初中就不说了，高中、大学更是这样。习惯成自然，甚至回了家也习惯说普通话了。有一个周六，回家过周末，在车站上等车，偶尔听到两个中学生在用上海话聊天，心中竟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亲切和惊喜。那份激动，不亚于“久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又听到了乡音。

为了使自己说话时不再“夹生”，也为了别让其他上海人觉得自己“不像个上海人”，我开始有意识地重拾上海话。我看沪语情景剧《红茶坊》，听电台沪语节目《谈天说地阿福根》，甚至在听爷爷奶奶讲上海话时有意识地暗自记下一些字词的讲法。有时候想到一句普通话，我便尝试把它译成上海话，译不出，就请教父母。

令我稍感欣慰的是，我们寝室里，其他两个上海同学的上海话水平也不比我高。于是，我们形成了“上海话联盟”，每天卧谈会时每人要讲一句在普通话中没有对应词的地道的上海话。当我们好不容易又能说时，心中又会冲动地有一份温暖和释怀。

有时候，当我“不耻下问”地向一些地道的上海人（包括我的表妹）学习上海话时，我总会感到一丝好笑：我一个“土著”上海人，竟沦落到要努力地学习第二外语似的学习上海话的地步！

可是，心中又有一个更为坚定的声音告诉我自己：再尴尬，再戆，我都必须把上海话重新拾回来，重新操起一口地地呱呱（地道）的毫无任何“国语翻译”的上海话。

因为我的根在上海，我的精神世界的最终归属地也在上海。如果连最基本的上海话都洋泾浜起来，我又枉谈什么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呢？

上海在国际化，在不断与世界融合着。但我始终坚信，还是应该有一些东西，一些真正可贵的东西是不能被同化了的，可以让今后的人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的一面。语言，就是其中之一吧。因此，作为一个上海“土著人”，我会努力讲好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