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两个信号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振华研究员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中央作出这个决定很重要很及时，这一决定至少传递两个信号：一是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战，希望通过浦东进行试点；二是浦东的发展，上海的发展，对全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希望上海在理论上实践上进行新一轮创新尝试，这种试点不管是成功还是出现某些失误，其经验都将非常宝贵。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主要是从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先行突破，剩下的部分更复杂，关联性更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靠单纯的专项改革已经无法解决，“是到了综合配套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周振华认为，在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提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很正确的，而且这种试点还比较紧迫。因为WTO后过渡期时间并不长，再过两三年许多承诺都要兑现，在此之前浦东如能先试先行摸索出一点经验，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全面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给出一个空间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意味着什么？
    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姚锡棠研究员认为，这给了浦东“创新的权力”，是浦东二次创业的好机会。
    该研究院秘书长、副研究员杨周彝则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核心就是———浦东不再向中央要政策，而要真正靠自身制度创新来发展。
    周振华认为，必须看到这次改革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更多需要从综合配套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既能解决个性问题又能解决共性问题，既要突出改革又要体现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又要关注社会和谐。“我理解不是具体的政策优惠，而是给了一个综合配套改革的空间，关键就看你能否充分利用好这个空间，提出一个合理的先试先行的改革举措”。
    专家普遍认为，国务院批准这一试点，对浦东对上海其实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如何从过去靠优惠政策为主到现在自我创新导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今后面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试点基础不错

    获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浦东具有较好的改革试点条件。
    周振华强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发开放以来，浦东就一直在探索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包括小政府大社会，包括功能区开发，一系列经验积聚，本身就是良好的基础条件。正是基于这些探索，浦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许多指标都处于全市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浦东开发开放力度一直比较大，在与国际惯例接轨方面也走在前列，这些都将为浦东进一步创新提供有利条件。
    姚锡棠认为，浦东正在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置各种发展资源。今后必将按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要求，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市场体制，更重要的是，浦东的改革将继续在服务全国中进行，是面向全球、面向世界的发展。
    对于国务院对浦东改革试点提出的“三个着力”要求，杨周彝认为是为浦东指明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职能要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不能既当裁判员、规则制定者，又当运动员，政府应该计算自身运作成本；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就是不能再单纯靠引进外资、靠制造业来拉动GDP增长，浦东必须走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发展”的模式，同时必须营造各种资本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三是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他认为，浦东业已启动的六大功能区域调整，实际上就是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积极探索。
作者：李蕾 本报记者 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