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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为人们已熟悉的各类经纪人、代理人中，有一类是专为外商当中介人，而这类中介人在旧中国被称作买办（Comprador）。在上世纪初、中期，来到中国的外商语言不通，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而且，当时货币情况复杂，票据流通尚未完全制度化，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一套市场操作制度，还很难完全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此，为便利开展在华的业务，当时在华外商银行通常都依靠一些中国的经纪人（这些人极大部分在中国社会上有信誉、有身价、并且懂外文）来拓展其存、贷款业务。
吴培初任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经纪人时期（1932-1941年），恰逢花旗在华业务十分兴旺的时期。因此，本期专栏在介绍这家落户申城逾百年的花旗银行时，让现今的年轻人能了解一些关于上世纪外商银行的经纪人的生平和经历，或许有所裨益。
素描买办吴培初
吴培初原籍苏州，1887年生于上海，父亲是位布商。他十二岁那年去上海河南路天津路交界口的章东明酒店，向吴衡之先生学习英文。在1900年，进上海电话公司当接线生，那一年他十四岁。1903年，进俄国改订商约办事处任英文打字。约半年后商约被改订好，也意味着这个机构已结束。继而，吴培初进荷兰银行工作，同时，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的兄弟、外甥和侄子三人读英文，并代办程家外文往来信件。程霖生那时家住在上海劳合路（今六合路）亿鑫里，和程霖生之父，人称程麻皮的程谨轩的老宅毗邻。程谨轩因房地产押款做得太多，义和团起义后头寸紧张，忧急交加而撒手人间。不久，因内地移来的人口徒增，上海的房地产价格随之也高涨起来，在吴培初教书时，程家的经济情况已大为好转。
1906年，吴培初离开荷兰银行，经登报求职进入了盘美花园（Boehmer Greenhouse）担任会计工作。约半年后，又听说麦加利银行（即后来的渣打银行）需要一名华人打字员，他即写信自荐，经考试合格，任英文打字员，起始月薪为银五十两，到年底加为六十两。不久，王宪臣担任了该行买办。王的英文并不太好，凡有往来外文信件都由吴代笔，因此吴培初中午在他家吃饭，下班时也由他用马车顺路送回家，有时王宪臣也请吴去看戏、兜风、或送些小礼品，但并无银钱酬劳。那时宪臣的弟弟王俊臣在花旗银行任副买办，宪臣对吴培初说：“花旗有位买办就要不干了，只要俊臣升买办，我就有机会介绍你去，保证你当上副买办。”后来在一天晚上，当吴正在教俊臣的儿子英文时，俊臣因考虑到自己英文也不太好，有邀吴相帮之意。这样，于1916年吴培初就以帮助父亲经营布店为托辞，辞去了麦加利的职务，由王俊臣介绍进了花旗任副买办。按当时的习惯，新人入行的第一天必须要由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陪同，吴就由宪臣陪同进入了花旗银行。吴进花旗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根据当日的国外银价，算出银两和英、美、日各国汇兑行市以及标金行情的比例，再算出外汇行市在什么状况下对银行装送现金、银两最为有利。这项计算方法当时知道的人很少，只有做汇兑业务的洋经理才知道，吴因为买过不少与银行有关的外文书作参考，并下了不少工夫，才弄清了这一套计算方法。
当1932年王俊臣辞去花旗买办职务时，钻营逐鹿的人很多。吴培初本不愿卷入这一漩涡，但当时花旗总行的一位专管（专管远东地区业务）、每隔三年来一次上海的哈脱（Boies C. Hart），以及上海分行经理霍格都对吴的印象很好，力劝吴担任买办。他们知道吴和英藉犹太人汇票客（即后来当字林报报馆老板）马立斯关系很好，还托马立斯来劝吴，邀吴一同去见霍格。霍格主动提出，给吴的月薪为八百元银洋钿。那时在华买办最高薪水是王宪臣，每月也才只有五百元银洋钿，而花旗的华人高级职员的薪金也不过二百多块。吴接任买办时，正值花旗的业务繁忙时期，并且，吴同时还做些自己的投机买卖，收入甚为丰厚。那时，买办之间已没有副买办当助手，日常工作则由跑楼潘绳祖负责，吴仅与大班及美籍高级职员打交道，讨论市场情况。同时，吴的儿子吴大熹也从洋帐房转到买办间工作，代吴看家。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占领租界。第二天，三菱银行派人来接管花旗，自大班以下美籍职员都进了集中营。1942年夏，花旗清理结束，全部华籍职员由日本人发一小笔解散费，各自回家，吴也在这时离开了花旗。抗日战争胜利后，花旗率先复业，被遣散的职员重又复职。吴的第四子吴大森于1937年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毕业后在花旗总行任职，当时已调沪任该行信用调查部主任。按照美国的惯例，父子两人不能同在一个行工作。何况，这时吴培初已年逾花甲，且组织了裕和公司经营房地产。同时，复业后的各地花旗银行都废除了买办制，改为副经理制。那时花旗上海分行有许多外籍的专业经理，也有华籍职员晋升后充任副会计等职的，不会再要一个老年人去当副经理了。所以，虽说当时吴培初的儿子在花旗上海分行任重要职务，然而，是吴培初遵守行规，还是说他见好就收？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从此，吴培初再也未回到花旗上海分行工作过，结束了他二十二年的买办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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