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邮政总局旧址，1924年建，位于虹口区北苏州路276号 　

      “上海吴铁城公馆（照片为1946年10月17日，国共双方代表和第三方面人士在吴铁城公馆前合影）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一元钱开户　吸引客户不嫌繁琐　上千万收益　战乱纷纷不敢投资　冗员多消耗　邮政负担不讲公平　分家又合并　公帑私币不论彼此———

    1930年3月15日，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开设储汇分局，除办理邮政储金、汇兑、保险（后改称保价邮政及包裹）、代收贷价等业务外，还大量经营买卖股票、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成为一个“邮政银行”。

    赚钱不嫌少一个单位两块牌子

    中华邮政于1919年7月1日开办邮政储金业务，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大城市开办，年底发展到81个通都大邑。办理邮政储金的机构与邮局名分实不分，主管全国邮政储金的机构是邮政总局的储金股，名义上叫邮政储金总局；各区邮政管理局和各地邮局办理储金的机构和人员，对外都叫邮政储金局。凡办理邮政储金的邮局门口都增挂“邮政储金局”的牌子，与邮局仍为一个整体。邮政储金的收支虽另立账目，但其亏损仍由邮政盈余项下解决。

    邮政储金的经营方针是：“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中华邮政开办邮政储金主要吸收公教人员的小额存款，满一元即可开户，不足一元可先买成邮票贴入储金片。

    1920年邮政储金共开8102户，其中百元以下的存款户5355户，占66%。小额存款虽然“细微”，但广为招徕，积以时日，也形成了巨款。到1929年，存款已达1080万元，加上上年结存，共有1813万元。减去当年提款，年终储户本息结存即达1143万元。

    不敢做投资资金大多买公债

    这笔存款“大部分运用于最优生息事业”。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经营股票、房地产和抵押放款获利虽大，但风险也大。从1919年至1929年，邮政储金从未用于买股票，在房地产方面“投资”也很少。经营抵押放款的只有广东邮区，放款总数也不过两万元左右。存款的绝大多数用于债券的投资。

    当时政府发行的公债，规定要在总税务司处备案，受政局影响较小。债券的买进价格低于票面值，票面百元的债券一般价格为60多元，等于稳得30多元收益，还本付息时又可拿到年息5至7厘的利息。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存款作为定期存款存入银行。虽然中国银行的利息高于外国银行，邮局存款还是分别存放。

    投资所得的收益，用来支付邮政储金各储户的利息绰绰有余。邮政储金的利率虽低，但稳定可靠，信用较高。1923年北京普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惟独邮政储金能如数提款，信誉大增。

    刘林争大权“政企分家”是“高招”

    1929年，万国邮政联盟在伦敦举行会议，邮政总办兼邮政司长刘书蕃出席，会后他还赴欧、美、日“考察”。在刘书蕃出国期间，邮政总办一职交由林实代理。

    林实自恃有汪精卫作后台，意图取而代之。刘书蕃回国后，林实拒不移交职务。刘书蕃则借口考察各国邮政的心得，主张发展储金汇兑必须有专管机构，建议将邮政储金和汇兑业务从邮政总局划分出来，另设总局来管理。提议得到南京政府行政院批准，刘书蕃被任命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总办（后改称局长）。

    南京政府批准设立储汇总局的主要原因是：邮政有一套严格考试入局的人事制度，不能任意安插私人，只有新设储汇总局，与邮政总局平行，才可不受这个制度的约束，从而夺取人事权。另一方面，邮政经济历来独立，邮政盈余除上缴一部分外，不受政府支配。只有另设专局，把邮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划出来，才能实现控制邮政财权的目的。

    庞杂乱用人公企几乎成私企

    1930年3月15日，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刘书蕃当上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后，马上设法拉拢了一个已领过4.7万余元退休金的英籍邮务长麦伦达做储汇总局的“会办兼会计处处长”，后又将储汇总局大权拱手奉送。

    储汇总局编制庞大，财务管理混乱。职员完全靠私人荐举，随主管人员进退。上海邮务工会揭露，储汇总局会办、秘书等数十人“或为刘之戚属，或系父子兄弟叔侄，或乃直接间接同乡好友，而无一经过考试者。置邮政考试制度于不顾，视储汇局为个人之企业……真欲以邮政之收入，国家之公帑，供刘氏一人一家之锦衣肉食而已。”

    储汇总局成立后，广泛吸收存款。储汇总局把存款和大量未兑汇票流动金的一部分资金用来投机、生息，作为官僚集团掠夺、挥霍的资本，另一部分资金直接领购公债，充当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经费。1930年8月，该局一次即领购公债250万元，相当于当时上海全部邮政储金的一倍半。宋子文还夸奖道：“利用邮政储金局的机构普遍，可以吸收各地存款，是比较有利的。”尽管刘书蕃不断被邮政职工控告，可他还是有恃无恐。

    职权失公允储汇挣钱邮政埋单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用什么手段来夺取邮政的财权呢？从当时交通部长王伯群对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得知，储金和汇兑业务仍然由全国邮局照旧办理，但是全国邮局吸收的储金总额、全国邮局的汇兑总额、办理汇兑的盈利以及其他邮局积累的资金、公积金等，都要由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加以控制和运用。

    储汇总局名义上办理储汇事务，实际上将邮政收入科目强行取去很多，而不少支出则由邮政开支。如从邮局调到储汇总局去办理储汇业务的人员，每年薪金还要由邮政负担。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开办仅两年后，上海《时事新报》载文说：“储汇局因公债而亏损者近千万，因呆帐损失者逾四百万，因投机买卖而被舞弊中饱者数百万。邮政全部资产，无论动产与不动产只有三千万元。今储汇局已耗去其三分之二……储金所赖以担保之邮政，已完全陷入破产之地步。”

    邮政从海关兼办以来，一直是靠邮政自给自足，政府只向邮政提取部分盈余，却从来不曾给投资和补贴。中华邮政从1915年起就开始转亏为盈，以后逐年都有盈余，最多时每年盈余达400多万元。但自从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从邮政分立之后，邮政经济很快就出现了亏损，第一年亏损430万元，第二年亏损700万元。

    上书加罢工四大家族坐收渔利

    早在1930年2月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将从邮政总局中分割出去的消息传出后，邮政职工即以上海邮务工会和职工会的名义，以呈文形式向南京政府交通部提出反对成立储汇总局的意见。呈文里指责这次分家是“不务其本，仅齐其末”，增加“骈枝机关，靡费公帑”，并且指出“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成立之日，即邮政总局破产之时”，说这种“并无资本来源”的银行是“头分身不分的畸形机关”。

    呈文未能生效，交通部密电上海警备司令部、市政府，指此举“难免不受人利用，希图动摇全国人心”，要求取缔并检查、扣留有关文电，禁止报纸发表，企图加以镇压。邮政经济出现巨大亏损、面临破产时，上海邮务工会及职工会联合起来再次控诉刘书蕃，但在包庇下，这次控诉又未发生任何效力。

    “九一八”事变后，投机分子陆京士利用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尖锐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护邮”大罢工，提出“以邮养邮”、“邮储合并”的口号和停止航空津贴、维持旧邮资等要求。这次罢工表面上是要求裁并储汇总局，但实际矛头则是指向汪精卫。

    汪精卫等人也不甘示弱，他们以“同情罢工”的罪名，将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琪扣押，把邮政司司长龙达夫撤职。汪精卫还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发出训令，要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劝导邮政职工立即复工，否则要严厉镇压。汪精卫还派遣人员打进上海邮务工会内部，扶植势力反对陆京士，策划破坏罢工。陆京士看到风头不对，立刻便接受了“调解”。双方同意组织一个“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会”，研究“巩固邮基方案”，邮政职工于1932年5月26日复工。

    “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会”研究了一年后，提出了所谓“巩固邮基方案实施纲要”，其实只不过将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从直属交通部改为直属邮政总局，其他一切未变。以后储汇局虽然在名义上与邮政合并，但暗中仍然与邮政分设，逐渐成为四大家族剥削和掠夺的工具。1942年7月，从事银行业的徐继庄任储汇局长后，就把储汇局纳入国民党四行两局，使它正式成为了四大家族金融垄断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