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４月９日消息：上海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全国皆可“望其项背”。一方面和上海人历来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近些年来上海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财政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对教育的投入——上海是“全国最早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费的城市之一”，特别是“郊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高中优质教育资源继续扩大，高等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得到加强，终身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1％”。
    
    对上海这样一个人口逼近2000万的特大城市而言，“政府财政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并继续保持4％”的承诺，我依然觉得有些“保守”，再增加2至3个百分点又如何？应该说上海是有这个能力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地区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比如，黄浦区拿出4％的财政收入和青浦区的4％就是有数量级的差异。
    
    所以，在教育投入的财政指标上，我反对搞“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反而会加大地区教育间的不均衡化：“富的花不了，穷的不够花”。
    
    这些年来，教育部门一直在强调基础教育的资源均衡化和公平性。就像教育部门出台的“小升初”到“中考”的各项政策，我相信，出台这些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最后“一切为了高考”的目标没变，社会对人才唯文凭、唯学历的刻板评价指标，就会像一只魔手，把“多米诺骨牌”从预期忐忑不安的未来反着推回到现实，再好的动机恐怕在实践过程中都会“走形”——譬如类似“推优、分配名额”，会不会也可能成为某些教职工作者权力寻租的工具？譬如中考“体育30分”，会不会演变成了另一门要让家庭付费训练的“特长课”？
    
    所以，对于政策的贯彻和检查，必须形成一整套制度。但是，光靠教育部门“自查自纠”是远远不够的，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甚至法律法规都要齐备，否则，就像不久前上海市教委为了学生的健康、曾出台“中小学不得上早自习”的规定，却遭到很多学生家长和学校暗地里“抵制”（毕竟家长和学校在升学压力方面是有切肤之痛的），结果，“禁令”在很多地方都不了了之、早自习竟逐渐恢复。
    
    上海对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求学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一直为全国所称道。
    
    但这种上海政府的“责任表述”，现在也遭遇了新问题：这个政策会不会导致外来人口无节制地涌入上海？农民工子女在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他们的高中教育又怎么办……人们有这样的担心是很正常的：既然某些资源是稀缺的，就很难做到“人人有份”，如果必须“人人有份”，那就难免以降低质量、甚至引发社会新矛盾为代价。
    
    “如何保证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而又不至于导致水准降低？”这个问题教育部门回答起来还差强人意，但“如何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求学子女进行认定、而又不至于造成身份歧视？”这恐怕就得由公安、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部门联合应对了，因为它已超出了教育部门自身所能解决的问题范畴。
    
    由此看，以往我们把教育问题“局限在教育领域里解决”的思路是偏颇的，既然我们总在强调教育要为全社会服务，那么，整个社会也要为教育的良性发展创造出更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