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冬季，巴老的身体总的来说，还可以。这是1992年1月15日的上午，阳光暖暖的。巴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气色蛮好。看到走进来的我，亲切地说："好久没看见你了。"是有些日子了，这段时间，也不知道忙写什么，来得少了。

    文坛在这段时间也很热闹，一会儿传说要批评张洁，一会儿又传说要批王蒙。王蒙挺"牛"，说是要打官司，法院又不受理等等。大家聊着这些闲话。巴老插话道："国家要稳定，文坛也要稳定。有些人就是喜欢搞人。作家要团结，要多写作品。"

    听巴老这样说，我的心里热辣辣的。文坛要稳定，作家要团结，这是巴金多么盼望出现的局面呀。多少年来，老人家一直以自己的能力和行为，起着表率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作家中的不团结现象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这是历史造成的。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社团、派系就很多。以后又有什么国统区、解放区之分。因此，相互间，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唯有巴金，没有派别。任何派系的人，都能和他交心，说心里话。在巴金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从不传话，从不在一个人面前，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他喜欢看别人的长处，而不是短处。对自己，则常常看的是缺点，是不足。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

    经过"十年动乱"，巴金更珍惜"失而复得"的好时机。他知道，国家折腾不起，文坛折腾不起。所以，他写《随想录》，无情地解剖自己，号召讲真话。他不断呼吁，要尊重知识，尊重文化，要民主，要平等，政府不要打棍子、戴帽子，要为作家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等等。他常说，作家就是作家，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作家靠作品生存。他希望，作家们团结起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作品上，这样，创作才能繁荣。

    上世纪80年代初，巴金出访回来，胡耀邦接见他。当时，文坛在批评白桦的《苦恋》。巴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这事。他说：对那些中青年作家，尤其是高产的中青年作家，要以鼓励为主，不要动不动就批。比如，白桦的《苦恋》，正在受到批判。这种事，如果放在旁人，躲，还来不及呢。只有巴金，他向中央反映了。而且不是那种笼而统之的说说，人和事都说得明明白白。巴金，只有巴金，在他的心里，没有个人的安危，只有他人、文坛、国家。

    巴金关注的目光，始终在文坛。那天，他还无不担忧地说："现在纯文学很困难，读者兴趣不在这里，要像以前那样引起全国效应也很难。""他还说："出版搞了40多年了，现在走向繁荣的反面了。要作者自己出钱，自己销售，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