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宽纵行贿罪，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理想，在有些国家也已逐渐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有能力马上实现。一个国家的总体法治水准，不可能脱离其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综合的现实条件。对目前的贿赂罪司法，要获得较为客观的认识，也得全面看待。

    就目前而言，中国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尚待全面理顺。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要求反腐败机构做到行贿受贿一视同仁，这是一种苛责。毕竟，行贿罪只有获得轻度或者干脆不处罚的保证，行贿人才有可能滴水不漏地交代罪行，而当下没有他们的配合，反腐的证据收集很难有作为。再说，对受贿罪的处理重于行贿罪，也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依据。从良治和法理意义上，严惩公权力犯罪，稍稍宽纵与之相应的私犯罪，这是转型社会能够采取的最不差的过渡性方案。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必将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说，对行贿罪的宽纵程度足以成为衡量法治水准的一个指标。守株待兔固然消极，揠苗助长则也非良策。专家呼吁严惩行贿罪也好，司法实务部门反对也罢，都不能用简单的对错逻辑去框限，双方的互动恰是促使法治进一步完善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