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做客新华网时透露，实行“禁酒令”后，信阳市半年节省的酒水费就高达4300万元。这同时说明，在“禁酒令”实施之前，这些钱是一分不漏地流入了酒企肥硕的腰包，久而久之，酒企也适应了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酒企的集体申请，恰恰反衬出公务员因腐败耗费的巨额成本，反衬出因腐败对社会造成的畸形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因公务员饮酒腐败，已经“培育”出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合法地繁荣于市场之中，或者还可能涌现出个别具备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那么，这真就是从另一角度为那些极力倡导“腐败有益论”的专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吗？

    否！以“禁酒令”为例，虽然暂时“培育”了个别产业的繁荣，但必然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导致大量低质行政行为，大幅抬高了行政成本，并引发群众不满。税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腐败”，必然意味着那些急需用钱的关口没钱用，这又何尝不是在制造更大的不公平呢？而这种不公平，又岂是单单一个产酒行业所能弥补得了的呢？

    当然，酒企申请废除“禁酒令”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就其行为来看，这堪称不同利益阶层的一次公开角力。应该说，这种公开角逐利益的方式值得提倡，因为只有公开，才可能最大限度实现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公平。不过，一个追求清正廉洁的服务型政府，腐败作为社会的毒瘤迟早必然遭到清除。指望“禁酒令”解禁的酒企，臆想一个“不走常规路”的环境，相信很难再造“发展”的春天。